(八)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　牙刷　胶底鞋

　　皮鞋　套鞋　运动鞋

　　拖鞋　铅笔　钢笔(自来水笔)

　　粉笔　天然墨　毛笔

　　墨盘(砚池)　墨湖(墨盒)　笔套

　　笔架　浆糊　练习本

　　印色　原纸　油墨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字画　小手巾　肥皂

　　香碱　花露水　花露精

　　毛面巾　洋袜子　洋瓷面盆

　　洋瓷碗　洋瓷水角(把碗)　生发油

　　生发膏　手袜子(手套)　胭脂

　　围巾　大小梳子　水粉

　　雪花膏　电筒　电土(电油[10])

　　洋火　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　烟嘴　洋遮(洋伞)

　　草帽　礼帽　洋瓷茶杯

　　文明帽　洋毡　棉毯

　　球被(毛毯子)　绒线帽(小儿用)　夜帽

　　木棉枕　皮枕　中山扣

　　白骨扣　乌骨扣　海螺扣

　　阴阳扣　宽紧带　吊带

　　丝裤带　洋裤带　爽身粉

　　汗衫　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钟　表　叫人钟

　　信纸　信封　日记册

　　镜子　眼镜　洋刀子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　安全刀　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　皮夹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　洋靛(蓝的)　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铜锁　铜番锁　铁锁

　　铁番锁　铜帐钩　骨帐钩

　　洋油　马灯　不灯(即草灯)

　　宝盖灯　洋瓷桌灯　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　四方带灯　六角带灯

　　圆火带　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骨筷　漆筷　算盘

　　水烟筒　杆子烟筒　洋钉

　　铜煲(烧茶用)　轻铁锅子　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　明瓦　各种瓷器

　　骨牌　麻雀牌　枣子

　　泡圆　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　洋蜡烛　白洋蜡

　　葡萄干　洋线　铅线

　　铁线　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煝、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