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试着假想，工业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演进，有这样三个现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政府的中介作用下，资源和剩余从农业部门转移，用于工业发展。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和援助特定的工业集团(工业家)。铁板一块的政府和工业精英共谋，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我们可以把这一结构称为“发展型国家”。这一国家的效率，取决于政府能否进行可靠的基于绩效的补贴(青木，前引书，第6章)。在工业部门中，会出现一个集权的组织结构，类似于政府的结构。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发展的顺利进行，一部分成果以补贴的形式转移到了生产率低下和处境不利的部门，以便实现社会稳定。此时的国家可以被描述成以政府为中介的某种经济多元化。在工业部门，包括工人在内的内部人控制会出现。此时，工业公司的效率将取决于，在绩效不佳时，是否有可靠的机制从外部对内部人管理进行干预(“相机治理”，参见青木，前引书，第11章)。

　　第三阶段：随着后来者在工业能力上的赶超，对生产率低下部门进行跨行业补贴的工业基础受到了削弱，以政府为中介的多元化最终变得无法持续下去。对效率低下的部门实施分阶段关停势在必行。这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冲突，会在政治体制内的多元竞争中得到表达。

　　上述的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假设性和试验性，需要得到经验上的证实。在实际生活中，这三个阶段并非彼此泾渭分明。在各个经济体中，它们可能以一种复杂和独特的方式，彼此咬和在一起。然而，这一假想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结构，以便把握东亚各经济体中的工业和制度发展模式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最近在中国，对乡村发展的重视，以及将私人企业家纳入到统治阶层，可能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可能正变得更像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机器，虽然它与西欧的自由民主模式相去甚远。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的第一阶段，即发展型国家阶段，具有一些独特品性。此后，韩国的政治体制逐步向第二阶段过渡，逐渐包容了多元的成份。然而，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没有改变，以便去适应新的阶段。随着谈判能力上的平衡变得不利于政府，工商界的精英集团越来越不受外部监督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导致1997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促使韩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最后的结果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第二阶段体制上的脆弱和矛盾之处，可能促使人们展开对第三阶段制度的更大规模的探求，以便解决所面临的危机。

　　很难说日本是何时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在环境危机和与其相连的政治危机之后，日本出现了一种得到巧妙控制的多元体制。我曾将这一政治经济制度描绘为“官僚-多元主义”或者“部门分隔式多元主义”，并在不同场合下分析过其特性和影响。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制度一方面保护效率低下的部门，一方面支持高效率的部门。我在1988年指出，这种自相矛盾是“官僚-多元主义的困境”，下面我引述当时写的一段话：

　　官僚-多元主义的两难困境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自民党和官僚部门之间的联盟可能继续扮演落后集团和衰落经济部门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准代理人的角色;同时，在私人企业首创性活跃的领域，逐步约束自己的权限，只发挥不干预主义的决策作用。但是，这样的行动最终也解决不了两难困境。因两难困境所引起的紧张和冲突是否会导致停滞和消极的保守主义，并对效率、公平、政治稳定与和谐的国际关系构成威胁;或者，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以其闻名于世的灵活性，继续设法满足高难度的政治要求，并最终找到某种与多元主义和未来的国际环境相和谐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297页) 。

　　不幸的是，解决上述困境的社会方案还没有找到，我所预计的问题更加严重了。与韩国相反，脱胎于第二阶段的日本的精致的、紧凑的制度结构，在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可能更具惰性、更为渐进。看来，飞在最前面的头雁似乎已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飞了。然而，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还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描绘出向第三阶段发展的路径。尽管如此，在不断的探索中，未来的道路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明确了。目前，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征兆。例如：

　　政治制度：地方化的公共决策，通过私人利益集团(协会)、相关行政部门和特定部门的相关政治家之间的部门分隔式的三角共谋，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越来越频繁给其他部门带来外部不经济。这损害了官僚多元主义的政治基础。例如，去年，为对付日益增多的中国农产品进口而建立的正式的保护措施并没有成型，尽管那些受到影响的农民和有关的政治家进行了强大的游说活动。由于中国可能进行报复，日本的保护措施会对日本的制造部门带来不利的外部影响。农产品纠纷后来是通过两国的谈判得到解决的。如果日中两国能够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合理的谈判，将会促进市场的一体化。

　　组织架构：由于ICT的发展，大组织中排他的信息处理和分享机制的价值在衰减(如Mizuho体系的瓦解)。模块化组织(modular organizations)能够更快地处理信息，能够更灵活地进行系统革新。通过与同类的其他组织相连接，模块化组织可以形成高效率的供应链。日本有名望的企业，在改变组织惯例以适应新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方面，往往行动迟缓(因为许多知名企业还陷在以往成功的神话中不能自拔)。但是，也有一些新老企业，利用国际劳动分工，正在改变它们的组织结构，以增加其灵活性和模块性。

　　市场：大学改革即将到来的突破，将不仅促进知识从大学向产业界的转移，而且，通过一些可能新出现的中介层(如TLO、创业基金和各种职业服务机构)，促进人员在大学和产业界的流动。这将导致终身雇用范式全面的瓦解。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将减低那些保护既得利益的产业协会的作用，从而降低官僚-多元主义的作用。最后，外国进入日本市场和组织领域的势头大大加速。

　　规范：强调组织忠诚的规范在年轻一代中消蚀了。新的职业规范(如网民的职业规范和自愿的行动)正在出现。由于这些规范原则上可以得到跨国界的认同，它们将促进跨国界的一体化，反之亦然。亚洲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共同接受，可以被视为新规范出现的一种征兆。

　　这些发展趋势还不足以在日本产生出新的制度安排。但是，它们表明，在日本的制度变革和亚洲的一体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系统性的互补。我猜想，在其他亚洲经济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但具有独特性的互补。有一点我非常肯定，如果不考虑到邻国的发展状况，不考虑到市场之间或其他制度机制之间的互动，我们就无法理解制度变迁的本质，无法制定有效的全国性的公共政策。目前的形势与金融危机前的状况极为不同，而金融危机不过才过去了五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