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2012年8月3日，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家杂志社，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银行家论坛暨“2012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会”在浙江宁波甬江之畔举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转向特别是近期以市场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步伐加快，对银行业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为主动应变之举，论坛将以“应对外部冲击 推动银行转型”为主题，邀请各方经济学者，探讨如何更好的推动金融业服务经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论坛上表示：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很重要。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仍是健康。他谈到，金融业如果只谈自己就只是数字，可能是泡沫。离开实体经济的金融应该说是无所依凭的。最终是实体经济决定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命运。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李扬表示，更多的在研究实体经济方面，并且完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但是通过编制表格发现，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仍是健康的。外界所说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说中国会面对很大的债务问题，这是没有根据的。

　　他用最近媒体报道“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在关于国库的经理问题在增值，是经理还是代理”的问题佐证其结论。李扬表示，大家对此事件敏感是因为财政部在银行有3万多亿存款，存量还在不断增加，赤字只是局部少数的收支活动的结果，如果把政府所有的盘放在一起，实际上是盈利的。所以政府不会出现像欧洲国家出现的那种债务危机。

　　李扬进一步阐述观点，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世界国家中最高的，中国金融行业应当警醒企业的高负债率问题。经合组织企业的负债如果占GDP的90%就危险了，而中国2011年的统计为占GDP的107%，如果再采取一个小版的四万亿，会加剧其危险。美国虽然目前有不少问题，但企业负债率依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只有60%多，说明美国企业实际很健康，只是企业本身缺乏信心。中国应注重发展阶段潜在危险进一步被埋下。李扬呼吁中国企业自身需要调整并尽可能减轻自身负债。

　　未来五至十年 全球经济不会有任何好转 低迷中波动

　　李扬在谈到转型问题时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并不特别成功，需要认真做真正基于经济的分析。但纵观全球形势，未来五到十年全球的形势应该是低迷中波动，不会有好日子。政治家可能会说好转，投资银行家不断跟你说有新的热点，但是不能掩盖一个浅显的事实，就是经济根本没有任何的好转。

　　李扬认为造成这次危机的一些主要原因：储蓄、消费的结构、金融的运行模式、财政赤字等等这些情况，而这些根本原因没有一个得到解决。货币尚未松动，欧洲债务问题让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也无法达成共识。

　　政策手段接二连三 政策空间减小

　　此次危机延续很长时间还有一个原因：政策手段的减少。政策手段接二连三，但效果不明显，反而使得政策手段越来越少，政策空间也越来越小。新措施使危机的恢复反增不确定性。李扬认为，主要还是缺乏前期研究和真正的基础判断，危机到底还需要多久才会过去?长期打算是多长?

　　李扬表示，对于危机要有长期的准备，因此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对外需要做好打算，我想对于宁波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顺差占GDP2.8%，远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4%的水平，而且看起来在2%左右徘徊，再上到6%、10%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要做好不依赖外需的思想准备。

　　另外，全球经济速度都在下降，前面我们讲到发达国家的速度在下降，这两年最显著的现象是那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减速，而新兴经济体在增速，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在这个剪刀下面出现了两个趋势，一个是全球GDP而言很可能在明年全球GDP中，发达国家占的比重要低于50%，而新兴经济体要超过50%，之前发达经济体那么几个小国家占了全球经济的70%，其他国家占30%，现在逐渐变化可能是一半对一半，新兴经济体第一次超过了发达经济体。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在金融领域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地位在发生变化，历来是发达经济体是债权人，而新兴经济体是债务人，这个都已经模型化了，工业码头和产业码头相结合，输出资本，说的是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完全相反，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握有钞票和权力的是债务人，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债权人。这是和国际货币制度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想指出，现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已互换了，这样看GDP在发展中经济体占主导地位、在金融领域是债权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个视线就应该有所变化。

　　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些情况，发达经济体在1%、2%这样的速度增长，新兴经济体是在6%、10%的增长，现在跟随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降，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印度一下子下去了，现在是大面积停电，六亿人次受损，千疮百孔，俄罗斯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增长。有些人说中国将非常凶险，经济增速降到3%，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现在采取措施之后。我们觉得中国的长期增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减速是一个事实，我们很难指望有过去三年这样9.7%这样的增长，可能到8%左右。

　　当然这个速度也是相当高的速度，在中国差不多7%的增长点，因为中国的增长效率太低，我们的增长是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大量的资金铺垫下去来取得的。所以经济减速对我们来说也有严峻的挑战。有两个办法，地方政府搞小版的四万亿，我觉得要谨慎一点。转型的核心是提高效率，但是这一点迄今为止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说转型要来自内需等等，内需加消费，这等于不说，没有谈到效率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情况，整个GDP增长情况比过去要低一点，考虑到由于我们在过去低效率的水平上，有很多无效率的现象，所以提高效率应当成为中国主要的任务，成为工作的核心。这应该是一个老问题，是经济学开篇就说的问题，经济学说所谓最大最小，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收益，但是现在说的少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须要注意的。

　　第三个问题是转型的方向。归纳为三个方向：

　　第一，提升信息化贸易程度。以美国为代表，正在努力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目标是十年把服务业的可贸易性20%提高到50%。服务业传统上是可贸易程度很低的行业，全球的服务业中可贸易部分是20%以下。基于现在科技特别是IT技术之上，努力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我们要学习的是信息技术和工业化深度结合，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包括金融中心在内。

　　第二，绿色趋势。这个趋势是以欧洲代表，推行碳排放税、金融税，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经济基于欧洲标准的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非绿色转到绿色就要十年，其中涉及到设备低碳化转型、30年消费绿色化以及30年新制造业投资建设。据李扬计算，绿色生产设备对世界经济的推进至少3个百分点。

　　第三个是高端制造业动能在中国。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具备了新竞争力，前不久召开的创新大会，显示了党中央下决心推进新制造业的趋势，李扬表示应该充分应用。

　　制度壁垒拖垮中国经济

　　李扬最后谈到了产业经济的制度壁垒。李扬认为，企业依靠产业政策扶持是靠不住的，并且产业政策的配套措施副作用大，实为低效应手段。他说;“金融系统一系列的目录，正项目录、副项目录，作为研究这我想说，产业政策十有八九是不成功的，市场在选择，你怎么知道它就好啊?检验过没有?”

　　产业政策是一个丧失效率为代价的制度安排，是不可取的。李扬举例：近几年光能不赚钱没有经济意义，但很先进，属于高科技。因此只能从科技、国防角度去评价光伏行业。因此，在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从较高效率的产业转到了较低效益的产业，从经济的角度讲，是不可信的。

　　印度、巴西、拉美国家转型，服务业的低效率水平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看出选择错的行业在效率领域及整个经济大环境中产生负面经济影响。

　　李扬接着用发达国家举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的效率普遍高于制造业的效率，因此继续扩充新兴服务行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服务业普遍低于制造业效率。我们要往服务业转型，只能使得整个经济向低效率去转。李扬表示，制度之殇到了风险聚集的时候了，历史给不了中国太多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