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只是技术的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型，在它之前有农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在它之后，有生态文明⑤的技术方式。如果把这种技术类型绝对化、永恒化，以为未来的技术发展不过是向工业技术方向的直线延伸，未来的技术体系不过是工业技术体系的简单扩展，那么就会导致对技术发展的错误认识。现今要么鼓吹技术至上的技术统治论，要么主张完全抛弃技术的技术敌托帮这两种思潮，都是由于把工业技术这种暂时的历史类型视为永恒的技术形式，从而片面地执着工业技术的正负面效应之一方面所产生的错误思想。笔者以为，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类要不要技术，而在于人类究竟应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技术，以及如何促进我们所需要的技术的到来。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它应充分吸收工业技术的合理因素，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效应，成为一种与自然相融洽的、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技术。这种技术的许多特性在有关著作中已被加以探讨，并将其表述为“中间技术”、“适宜技术”、“温和技术”、“生态技术”、“有机技术”、“非暴力技术”、“符合人性的技术”、“大众化技术”、“软技术”，等等。我同意罗宾·克拉克的观点，将这种新型技术与工业文明的“硬技术”相对照而称之为“软技术”。笔者认为，软技术方式的建立可循以下四条途径努力：

　　(1)将技术的构造机理建立在与生命事物打交道的生物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的基础上。现代工业文明的硬技术之所以造成自然异化，使人和自然疏离，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它的科学基础方面的原因。“为现代技术奠基的科学革命，集中于物理学方面，很自然，对无生命的东西要比对生物了解得更好些。物理学和生物学在近代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这是使我们在目前入困境的部分原因。”⑥近代物理学将复杂的事物还原为与环境无关的要类，用精确的方法加以分析，并通过机械的组装构成其整体。因此，近代物理学分析构成论的“碎化性”思维引导着工业文明普遍地采用巨型的机械化的硬技术，对自然进行血腥的征服活动，不能不造成自然界的巨大破坏。而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软技术则与此截然不同，它重视生命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把握生命整体与其环境复杂的关系网络，使技术具有一种有机的、非暴力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和谐性质。软技术一方面有利于发扬农业技术中以感知经验去接近自然生命的宝贵传统，另一方面又能克服其浅表的、仅凭经验来驾驭自然的知识局限，而以现代生物学知识装备自身，以便更加深刻、更加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现在看来，生物科学已取代物理学的地位而成为主导科学”⑦。

　　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上的软技术具有如下特征：它以可再生的资源为主要原料，不受资源匮乏的困扰;它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循环利用的规律，充分利用工农业的废料，把物质和能源消耗降低到最小限度，大幅度地减少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它的产品有广阔的应用范围，包括工业、农业、医药、食品、能源和环境保护等;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有着持久的优势和发展前途。当然，软技术并不排除工业技术的使用，甚至还允许某些高新工业技术较大规模的使用，例如现代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等，只要它们有助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某些遗传工程技术即使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但它们有可能带来遗传污染，引起生态失序，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和道德完善，也是要尽力加以防止和取缔的。

　　(2)整体地推进现代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工业技术为主导技术的硬技术体系由于其技术构造理的内在缺陷和它面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而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星野芳郎指出，自产业革命以来，支配技术发展的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到20世纪后半期，这个矛盾终于缓和了，但是生产与自然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它取代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支配着技术的发展⑧。虽然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任务依然是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同时生产与自然的矛盾也愈益加剧，从长远的观点着眼，二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前者的根本解决终究离不开后者的解决。所以，当今全球的技术发展最终是为生产与自然的矛盾所支配的。

　　现今整个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就是从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硬技术体系间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软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要建立以生物技术(包括生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主导技术，逐步取代以理化技术为核心的主导技术，通过技术体系核心的转移和技术结构的合理重组和调整来改变原有技术体系的性质，使之转变为与人、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新技术体系，以避免技术发展由于旧技术体系的方向误导和结构束缚而产生的各种技术异化的严重后果。

　　(3)切实地实行技术选择的多标准权衡的综合评估方法。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为了直接的经验目标而盲目地采纳某些严重污染环境、影响社会安定、危及人的健康的技术，付出了多方面的难以补偿的巨大代价。鉴此，必须为正确的选择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以避免盲目地利用技术成果，保障所选择的技术不光去“做能够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去“做应该做的事”。而建立技术选择的多标准权衡的综合评估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有效手段。这种方法要求在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诸方面确立多向度的特征目标，并且不限于使用单一的货币标准以表示成本和效益，有的特征目标甚至不限于使用量化标准来加以评判。通过对某个技术项(如核能利用)或综合性的技术规划(修建新兴工业城市)将会带来的各种正负面效应进行权衡，而后决定其采纳或者放弃的决策。

　　这些特征目标，在自然系统方面包括：a.生物多样性的保持;b.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善;c.节约利用非再生性资源;充分利用可再生性资源;d.减少环境污染，等等。在社会系统方面包括：a.提高经济收益;b.减少贫困;c.扩大社会公平;d.与地方文化共存;e.扩大民主参与能力，等等。

　　在人的存在方面包括：a.维护生存条件和保障安全;b.增进人的身心健康;c.增强人的自由;d.益于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e.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和道德完善，等等。人们选择一个技术项目或综合技术规划，必须使预定的技术目标尽力与上述各个系统的诸多特征目标一致。当然，一种技术方案通常并不能在所有特征目标上都满足我们的理想要求，如果连最好的选择方案也在许多特征目标方面存在着缺陷甚至相互冲突，那么至少应使被采纳的方案与各个系统的主要目标一致，而不能选择那些只顾短暂的局部经济利益的技术。这样做可以使人们尽力提供多个技术方案以供选择，或者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原来的技术方案，从而使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总体利益得到兼顾，尽量做到三者的协调发展。

　　(4)健全和完善技术使用后果的追踪监测机制。尽管人们可以从主观上努力，去尽量地改进和完善技术，优化技术与自然、社会和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人类事先未预料到的结果事实上会带来各种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人的许多善意的努力也会遭致相反的后果。技术后果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在于，地球生态系统的调控既不同于人造的机械系统的控制，也不同于生物机体水平的自我控制，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圈网络复杂的反馈过程的产物，人们对这些极其复杂的反馈过程还知之甚少，还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例如，酸雨对热带雨林及淡水生态系统造成滞缓的退化，温室效应气体长期积聚对全球气候系统可能产生一触即发的突变，危及所有生命的生存条件，生物工程中某些基因逃逸出实验室可能引起遗传污染等后果，都是难以精确把握的。因此，任何一种新技术的研制和使用都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求人们健全和完善技术使用后果的追踪监测机制，充分估计新技术的采用可能给地球生物圈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以及人类适应这些后果的能力，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补救。

　　三

　　开拓生态文明的软技术方式是我们解决人和自然对抗的当代困境的根本出路，这是由技术的内在构成机理和它必须适应生态规律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硬技术方式基础上的社会体制及与之适应的价值观念，却非常严重地阻碍着新的技术方式的形成。人类若不同时变革现有的社会体制并更新价值观念，则难以完成建立新的技术方式的历史使命。

　　现今阻碍软技术方式建立的社会体制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事实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有一些软技术如资源代用技术、防止和净化污染技术、节能技术、综合利用技术被开发出来，但是由于它们无助于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资本主义企业就不会加以采用。它们宁愿严重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过度耗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也不愿补偿对环境的破坏。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和改变它的必要性。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康芒纳指出：“实际上，我们现在了解，现代技术是私人所有的，如果它破坏了所赖以生存的社会财富——生物圈的话，它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因为一种基本上建立在私人交易、而不是社会交易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再也无法适当地、并且是效率越来越低地管理这一极其重要的社会财富。因此，这种制度需要改变。”⑨同时，建立在维护北半球发达国家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也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因为在现今国际关系格局中，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转让给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全都服务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公司的最大化利润目标，不允许技术引进的国家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适宜技术，而是强迫性地转让那些只有利于少数统治阶层，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基本需求的、价格昂贵的、且严重污染环境的陈旧技术。只有改变这种维护剥削自然界和其他民族的国际关系，才能在技术转移的导向结构上做出既有利于南北双方共同利益，又有利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技术建制和重大调整。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勃兴的改变旧的社会体制的伟大斗争，如绿色运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生物区划运动⑩、以及不发达国家要求重建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运动。这些斗争已经表现出人类改变现存体制的几个努力方向：第一，建立保障人民基本需求的维护地方生态环境的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监督团体，通过非暴力的、民主参与的“绿色政治”去改变政府对自然的破坏政策，甚至改变政府的性质;第二，追求绿色与红色的统一，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第三，建立自然生态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地方性社会区、文化共同体或生态欧洲那样的大洲联盟，以此取代传统的民族主其关系，减少无休止的地区性纷争造成的混乱状态;第四，要求改革联合国的机构和组织，革新它的决策方式和工作方法，促使其更好地发挥重建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协调复杂的地区关系、国家关系、东西南北关系的职能，使之发展成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保障地球安全的全球协调管理的中心。尽管上述斗争遇到了旧体制的重重阻力，还需要全世界人民几代人的团结奋斗，但是这些斗争已经给未来的社会体制带来了具有深刻的乐观主义的希望。这就是建设一个生态上明智的、非剥削的、以地区自治为基础的、维护全人类利益的全球社会共同体。

　　阻碍软技术方式建立的文化因素在于近代以来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破坏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取向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地向外扩张，力图去征服和占有整个世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以破坏自然界、牺牲整个人类的利益为代价，而不愿放弃一己私利去开发有利于人和自然互利共存的软技术。相反，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则普遍地主张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这些价值观的取向是把个人的小我融汇于宇宙的大我之中。东方各民族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创造了许多既能够利用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又可以保护自然不被人类破坏的传统技术。其中尤其以中国的生态农业技术最为典型。并且，在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还产生了一些就是在今天也应高度重视的优秀的技术思想，如技术以“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合而为良”(《考工记》)之说，人工应借助于“天工”来开物成务之论。“中国人历来认为，天工是指自然及其本身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技术性成果而言，并明确认为，所谓技术是自然自身成长所赐，即有赖于天工才能达到人工之尽善尽美。这是一种优秀的技术思想。”⑾虽然此类技术思想在指导人们急剧地、大规模地变革物质世界方面与西方勘天役物的技术思想有较大的差距，但在维护自然的完整、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方面，要比近代西方征服自然的技术思想更具合理性，尤其是在当代人类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而不得不向符合生态平衡需要的技术方向转向时，更具一种整体关照的生态睿智。

　　因此，人类要从单一人硬技术向多样化的软技术过渡，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前提就是要创造性地复兴东方传统文化，以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去改良西方硬技术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消释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的危害性，抑制西方技术扩张对非西方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灭绝，努力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相协调的高阶价值系统。西方国家在当代生态危机的情势下，通过与东方文化的广泛交流和深入理解之，将会逐渐摆正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自学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并在吸取了东方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和睦相处的明智思想之后，甘愿为了人类和地球未来而主动限制硬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积极地去开发多种多样的软技术。

　　注释

　　①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第37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87页，三联书店，1984年。

　　③黄高智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第10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

　　④今道友信：“人的存在及其可能性”，载《美学译文》第3集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⑤参阅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⑥⑿邹珊纲主编：《技术与技术哲学》第408页，第184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⑦曹锡龙编：《未来世界格局-西方的预测》第23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⑧参阅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第28页。

　　⑨Commoner　B·The　Closing　Circle转引自费道洛夫：《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第131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⑩参阅费·卡普拉等：《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