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对一场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敬而远之有情可原。欧美和日本的劳动者都曾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20世纪70年代，二战后的繁荣景象在欧美消失殆尽。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也进入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停滞时期。昙花一现般的高速发展接下来很快就枯萎了。发达国家一直尝试摆脱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当今的数字经济，远不能应生产力的需求提高全民工资。相反的，广大劳动者工资保持不变的同时少数精英却饱受奖赏。

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统计，在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中，英国在1991年至2012年间实际年平均收入只增长了1.5%，美国只有1%，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更远低于前几十年的水平，德国在1992年到2012年间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0.6%；而日本和意大利几乎见不到增长。这些平均收入中隐藏着许多变数：大部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持平甚至下降，但极高收入者的收入却在飞涨。
我们很难把这不愉快的景象与卓越的科技进步联系起来，但是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改善。20世纪前叶，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例如电灯的普及，生产力发展和近几十年一样缓慢。
Robert Solow（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美国人力资源转向服务业的惋惜，并探寻美国制造业似乎要在全球竞争中输给别国的原因。他认为其中一个缘由就是美国没能充分利用计算机时代下先进发达的技术，比如日趋成熟的自动化技术以及卓有成效的机器人技术。“一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科技革命，伴随而来的却是生产力的缓慢发展。面对这样的事实，作者同所有人一样都会有点窘迫。”
新科技不能促进生产力的现象（除了1996-2004）被称作“梭罗悖论”。经济学家则不这么认为。西北大学的Robert Goirdon认为近年来的科技创新只是没有看上去那么宏伟，必然还不足以强大到能抵消人口变迁、地区失衡和地方债务带来的影响。他还称ICT的发展，论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比不了任何一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即电、汽车和无线通信三大科技。

但是，时间似乎不能证明Gordon先生的论点。1939年至2000年美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人均出口量平均每年增长2.7％。无论是这段时期之前还是之后的比率却都很低：1891年至1939年是1.5％，2000年至2013年是0.9％。并且，随着网络和手机的全面普及，机器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的脚步明显加快。而2000年之后产能增长率突然下降，也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

 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以及许多在硅谷对科技抱有乐观态度的人）提出科技进步刺激生产力的效果往往会延迟一段时间。过去的四十年正是消化ICT技术的时期。期间，处理能力的大幅提升和成本的下降，为真正进入应用阶段做足了准备。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现在的数据并不能证实这一点。一位工作在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支行的经济学家John Fernald，对美国产能数据的掌握可能是最权威的，于今年初发表了对过去十年生产力发展的研究。他发现，生产力发展缓慢跟房价涨跌、金融危机或衰退毫无关系，反倒是和ICT产业以及广泛应用ICT的产业息息相关。

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待产能发展。从服务行业看就更有前景。比如高等教育领域，线上课程的发展有提高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相同的工作量，一位教授再也不用为了演讲疲于奔波了。线上课程能用最少的额外投入来服务数量最多的学生。

 提高服务业产能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有可能。比如在美国，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减缓了不断上涨的看病成本。机器智能可以帮助诊断，既降低了成本，又使得医生或护士能更有效的诊断更多的病人。患病在家的病人可以使用移动技术进行长期监控，也能够节省巨大开销。

在应用了新科技的服务行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应该为那些继续奋斗的员工加薪，还应该降低物价，造福消费者。在大部分地区，由于行业发展需要大兴土木，还需要支付大量的人工费，医疗和教育都是非常昂贵的。而生产力的提高或许可以节省人工支出。

从全球来看，劳动力供过于求。1980年至2010年，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全球非农业就业增加了约11亿，其中9千万在发展中国家。大型的新兴市场联手进入全球经济，为低技能的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也使得许多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必须与他们竞争。这就意味着企业不需要付太高的工资。于是，低收入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副作用：当劳动力既廉价又充足时，投资研发节省劳力的技术或者提高产能的技术就似乎没有意义。新技术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使得富裕国家掉入一个生产力又要自我限制的怪圈中。

担心科技会打击就业如同工业化一样往往会被贴上“劳动合成谬论”的标签，即工作量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机器或者外国人多做了一些，其他人就要少做一些。这之所以被看作是谬论是因为，当科技取代了特定一部分人的工作时，会使其他人更富裕。这些人会把收入消费在商品和服务业，又为那些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的劳动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保证再就业进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薪水。为了调整供过于求的市场，物价必须下调，薪资的调幅应与粮食或汽车同一水平。

当劳动力廉价时，企业就会多用人。当劳力费上涨时，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就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数量比新兴国家多得多。即便如此，随着当地人工费的上涨，中国也在大力研发机器人技术。在英国，一场高通货膨胀导致了实际收入在2007年至2013年下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复苏会出现畸形发展，即就业状况良好但是产能和GDP却不尽人意。
产能提高常常意味着裁员。20世纪，40％的美国人从事农业工作，超过40％的家庭预算花费在饮食上。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自动化的推广大大缩减了大部分富裕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以下；饮食开销比例也大幅下降。正是因为当时国家加大教育投资，剩余劳动力很轻松地就转移到了新行业，但是接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美国人口中持有大学学历的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没变。其他富裕国家的年轻人继续高等教育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还不足以超越美国。

那些以前我们认为过于灵活而不能被自动化的领域也被科技逐步侵蚀了，包括一些法律和会计工作。在这些领域里，职业精英会在日后吸引更多的客户赚更多的钱，而资历较低的白领会发现他们的位置被取代，接着他们又会取代更低层次人的岗位。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Peter Cappelli发表了一篇论文，总结了近年来过度教育是大多数发达国家贯穿始终的问题，因为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合适的工作去接纳日益增多的大学生。并且接下来的五十年，劳动市场的最顶层将集中要求个人具有高度的抽象推理能力、创造力和大部分工作者包括毕业生不具备的人际能力。

 帮助被科技淘汰的劳动者寻找赚钱门路，大部分发达国家做的并不好。并且大量剩余的廉价低质劳动力也让企业无心投资提高产能的项目。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仍是消极的。相反，对于就业者的影响看似明确，实则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