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韩日经济外交

韩日关系一直是战后影响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韩国的外部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对韩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损害了韩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因此，二战结束后，韩国独立建国，虽然韩日两国地理位置接近，民间交往没有间断过，但是，韩国国内人民不能忘记被日本殖民的历史，韩日两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由于韩日两国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国，同时也是出于侵朝战争的战略需要，美国从1951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和约之后，就积极敦促韩国和日本举行外交谈判。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首先，力争把它同日本的双边同盟关系与它与韩国的双边同盟关系连结起来，形成一个体系，以保持美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其次，以日本的资金来取代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尽量减少美国在经纪上的负担。因此，美国在韩日两国之间起到了斡旋者的作用。而且，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美国也不愿意看到韩日的敌对，希望尽早建立外交关系，加强政治经济交流，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但是，改善韩日关系在韩国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日本对朝鲜半岛36年的殖民统治的痛苦经历，韩国人还记忆犹新，他们对日本的意图怀有深深的疑虑，担心与日本发展关系将使韩国重新沦为附属地位。日本的殖民统治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经济发展。日本人以强迫的方式将现代化的事物强加给朝鲜人民，在客观上缩短了朝鲜的现代化进程，在主观上将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儒家文化传统投射到韩国社会。李承晚时期，尽管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力促韩、日和解，但是，由于强烈的民族心，仇日的李承晚始终不肯妥协。韩国朝鲜对于与侵略过自己的日本发展关系也心存疑虑。1952年2月，韩国和日本举行正式会谈（即第一次“韩日会谈”），从这时起到1961年5月，双方共举行了会谈的主要议题是邦交正常化、“财产请求权”（即韩国要求日本对其殖民统治予以赔偿）、捕鱼、海运以及旅日朝侨的法律地位等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谈都没有取得进展。在美国的调停下，1957年12月，双方发表了《韩日联合声明》，日本在这个声明中虽然作了某些让步，但仍采取不愿赔偿或少赔偿的政策。韩国一直坚持日本必须赔偿它在统治朝鲜期间给朝鲜造成的损失。李承晚政府曾经要求日本赔偿36亿美元。1960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向日本提出的赔偿为18亿美元，在第五次“韩日会谈”中又降至8亿美元。日本则始终不同意向韩国提供大量的赔偿费用。此外，双方在捕鱼、旅日朝侨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分歧也很大。

朴正熙政府执政后，在加强其独裁统治的同时，为了政治千疮百孔的韩国经济，制订了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韩国当时一无资本，二无资源，只有大量的劳动力，故只能进行加工出口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外国的援助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寻求经济援助的时候，朴正熙政府很自然的就眼光转向美国和日本。然而自从60年代初以来，美国由于参加侵略越南的战争，经济负担很大，对韩国的援助越来越少。在朴正熙政府请求美国增加援助时，美国便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即韩国派兵去越南，帮助美国打仗，美国则出钱帮助韩国进行经济建设。朴正熙慨然应允，将韩国军队派往南越，参加侵越战争。此举不仅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而且遭到韩国人民的谴责，很不得人心。同时，朴正熙政府认识到，仅仅有美国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有两个方面的考虑：1、安保的需要。当时北方的朝鲜已分别与中国、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而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这使得韩国在安保问题上深感不安。同时，美国面对越战形势的恶化，认为韩日建交有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东北亚地区防务的巩固，以及能够将部分对韩援助负担转嫁给日本，对韩日恢复邦交进一步施加了压力。朴正熙政府认为满足美国的意愿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能够继续得到美国多方面的支持，并且在其安保体系中还可以增加日本的支持；2，经济建设的需要。朴正熙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方针，而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突破口就在于对日请求权上。正陷入经济窘境的韩国自1962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所需投资资金为24.72亿美元，其中6.48亿美元需要举借外债，而当时美国的无偿援助正逐年减少，1962年为1.65亿美元，到1964年骤减为0.88亿美元，争取日本的援助可以很好地解决发展经济遇到的资金短缺的问题。

韩日两国是东北亚的两个重要的国家，朴正熙政府上台时，韩国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而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之下，到60年代已经成为了经济强国。作为地理位置濒临的两个国家，韩国需要日本在各个方面的援助，包括资金、技术、人员的交流等等。同时，美国为了巩固其支援越战的后方，催促日韩加快谈判。因此，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发展韩国经济，朴正熙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寻求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朴正熙政府决定打破韩日僵局，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合作”，标志就是1965年6月韩日签订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在此之前，双方在美国的撮合下举行了前后长达14年之久的“韩日会谈”。其实，朴正熙政府上台后，就开始了与日本进行外交接触。1961年10月，双方开始举行第三次会谈。1961年8月15日，朴正熙政府经济企划院长官访日，同年11月12日，朴正熙访日并同日本池田首相进行了会谈，就“韩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1962年3月，韩日两国外相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以下三个方面：1、日本拒不承认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是侵略行为。2、双方能否将领海权限制在40海里。3，赔偿的性质及数额。由于在上述关键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双方的谈判没有重要的进展。1962年11月，朴正熙政府派金钟沁去日本，同池田勇人进行磋商，会谈中，韩国在“财产请求权”问题上作了让步，双方原则上商定：日本给南朝鲜5亿美元援助，其中无偿援助3亿美元，有偿援助2亿美元。因为日本不愿意用“赔偿”的名义，经双方协商，采取了给予援助的方式。虽然经过这次会谈，韩日双方减小了分歧，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是没有建立正式的邦交。

日本在韩国经济现代化的资本积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9年至1969年期间韩国引进外资总计达15亿670万美元，其中，美国占45.2%，日本占24.2%，西德占10.1%、英国占2.0%，国际机构占2.1%，其中占16.4%，在国际贸易中日本和美国占总量的70%左右。其中，日本占出口的30%左右，进口的40%左右。由此可见，在韩国正式建交之前，韩日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经十分频繁，韩国在相当的程度上依赖于日本。所以，经纪上的紧密关系带动双方在政治上力求突破，双方的建交谈判虽然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一直坚持进行。但是，朴正熙政府为了改善韩日关系的努力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此举在当时的韩国可谓赞成的少，反对的多。日本对韩国36年的殖民统治的痛苦经历，韩国人记忆犹新，反日情绪仍然极其强烈。他们对日本一直存在深深地疑虑和仇恨。担心与日本发展关系会使韩国重蹈覆辙。包括韩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李承晚就对日本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这使得在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时期，尽管美国为了消除韩国和日本的分歧，多次调停，但都未能取得效果。但是，朴正熙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在韩日会谈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试图打破会谈僵局。经过再三磋商之后，到1964年初，双方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于是，朴正熙政府在1964年2月宣布，韩国准备在1964年3月结束韩日会谈，同日本签订恢复邦交的条约和有关协定。这一宣布在韩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反对者认为，解决朝鲜与日本之间的邦交正常化问题，应由统一的朝鲜政府同日本谈判。在朝鲜的分裂的情况下，韩国当局不能代表全体朝鲜人民。1964年3月至6月间，韩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签订韩日条约的示威游行。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达到数万。汉城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还包围了国会议事堂，并且袭击了汉城警察署等机构。在野党的一部分人也对朴正熙政权的让步不满，反对同日本签订条约。迫于形势，第六次韩日会谈与1964年4月被迫中断。

但是，朴正熙政府与日本的恢复邦交的决心没有改变，朴正熙政府认为，人们反对签订韩日关系正常化的条约的前提，即认为朝鲜过于弱小，以至无法避免为日本人所征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只要韩国大力发展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建立强大的国家就可以坚持国家的独立。这就更迫切的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并与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因此朴正熙政府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发展第一”的基本方针和务实立场，确定了大量引进外资的方针：另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手段冲破了来自国内的种种阻力。1963年10月11日，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沁秘密访日，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冲破了僵局。双方商定：日本提供无偿援助3亿美元、商业贷款2亿美元、民间贷款1亿美元。但是，在领海权和渔业问题上仍无进展。这次会谈有重大突破，韩方作出了重大让步。在过去的谈判中使用的“请求权”一词不具赔偿性质。这次谈判韩方放弃了追究8项请求的法律依据，而将请求转变成日方的经济援助。

韩日会谈一直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1964年3月的会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后，政府首次公开发表了会谈结果，3月6日，所有在野党结成“反对对日低姿态外交全国民斗争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反对会谈运动。3月24日，汉城发生了自“4.19学生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举“立即停止屈辱会谈”的口号，要求“立即撤回卖国代表团。”次日，学生游行扩散到全国。政府不得已撤回了谈判代表团。但学生运动仍在高涨。5月23日，朴正熙在一次公开演说中称：当前政局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在野家们的不负责任的煽动：一些舆论媒介不负责任的煽动：一部分学生的不法行为；政府的过分宽容，并表示将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治理。从此，学生运动从反对韩日谈判转向反对朴正熙政府的运动。要求“朴正熙下野”，称政府是“失去祖国的买办资本”、“失去主体的从属外势”。至此，学生运动从反对政府某项特定政策转向了反对政府整体的运动。其目标是“朴政权下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到6月3日，部分市民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并向总统府逼近，甚至出现了抢夺前来镇压的警察和军队的车辆的现象。当晚，朴正熙政府在首都地区实行戒严，出动大批兵力解散游行队伍。宗教界、文人、大学教授等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反对韩日谈判。7月1日，77名基督教界领导人发表声明反对韩日会谈，并于当日全国各教会同期举行了“救国祈祷会”。7月12日，18所大学的教授联名向国会递交了要求拒绝批准“韩日协定”的请愿书。8月26日，政府用暴力镇压了示威游行，停止了两所大学的正常教学，逮捕了一大批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虽然，韩日谈判在国内遭到了巨大的阻力，但是，朴正熙政府不为所动，改善韩日关系的决心亦然。在镇压了国内游行示威，顶住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巨大压力之后，1964年12月，朴正熙政府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与日本举行了第七次韩日会谈。在韩国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之后，1965年6月22日，韩国和日本在东京正式签订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协定。12月条约正式生效。根据赔款条约，日本给韩国提供了5亿美元援助，分10年支付。其中3亿美元为无偿援助，主要向韩国供应渔船、机械、肥料和建设器材；2亿美元为有偿援助，利率3.5%，归还期20年，主要向韩国供应铁路、机械工程、长途电话线路、海港等方面的器材和设备。此外，日本政府还同意由它早日促成一项“3亿美元以上的民间经济合作”。其中1.8亿美元用于加强韩国的水泥、化肥、塑料、捕鱼装置、供发电用的汽轮机等工厂设备。另1.2亿美元用于发展渔业船舶。事实证明，实现与日本关系正常化除有利于韩国国内经济增长外，也直接有助于国际经济合作。

韩日邦交正常化的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越南战争爆发是韩日缔约重要的国际背景。韩日条约签订前夕，1965年3月，首批美军在越南登陆，从此把“侵略战争升级为以美国为主的局部战争，侵越美军人数急剧增加，到1965年底已达18万人，因此在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重要时期，按照美国的要求缔结韩日关系条约，韩国国会采取”单独裁决“的方式予以批准。所以，韩日条约首先是为越南战争服务的。当时美国迫切需要韩国派兵越南，条约签订后，既可以弥补日本不能派兵海外的不足，又能借助日本自卫队帮助韩国维持国内的社会治安。韩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向外扩张的需要。也是韩日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韩、日、美三方面都有利。其次，从韩国国内来看，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是重要的国内背景，在美国对越战争的同时，在亚洲、朝鲜危机时时刻刻在迫近，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异常高涨，1960年”马山事件“”四一九“事件，1961年发生了为推翻朴正熙政府的”民主党事件“，1964年在校大学生反对”韩日会谈“和情报机关干涉校园生活而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六三“事件，韩国的形势，从反对韩日谈判的人民斗争来看，是以民族独立和南北朝鲜民主、统一、自主为目标的，反美、反日的民族民主斗争持续高涨。尤其在韩国军队派往越南、国内军力空虚的情况下，暴露出日韩两国统治集团在对日韩人民猛烈的镇压中强行签订韩日条约的背景。韩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韩日双方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要求两国重新面对现实、消除旧怨、握手言和。主要原因有：首先，解决了两国间悬案和双边关系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分为三类：两国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和政府承认问题：双边的经济关系。其次，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再次，韩国当时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迫切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20世纪60年代虽然韩国经济得到恢复，但仍然依赖美国，因此，韩国极力寻找解决经济自立问题的途径。在韩国国家经济无法维持的条件下，在不能得到西得和欧洲国家支持的条件下，只能寻求与日本合作。

韩日恢复邦交之后，双方开始进行直接合作。韩国成为日本一定数量的过剩资本和较先进、实用技术的输出场所。在韩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的计划期间（1962-1966年）利用的外资29%为日本资金。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年）期间，日本提供的资金占韩国引进外资总额20%，居第二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72-1976年），韩国利用外资的30%为日本资金。在技术上，仅1962-1966年”一五“计划期间，日本就援助了10个项目。韩国将日本提供的资金用于振兴农林水产业，扶植中小企业和扩充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械工业。1965-1977年，与韩国合作的日资数额共计36.8亿美元，同期韩国对日贸易赤字总额达95.6亿美元，由于日资控制了韩国的钢铁、机械、汽车、造船、石化、电子、纤维等工业，所以这些工业部门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80%要从日本进口。可以看出，韩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在恢复邦交之后进一步加强，韩国经济从全面依赖美国一个国家，转向了依赖美国、日两个国家。

客观地说，韩日邦交正常化并没有像当时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成为民族的悲剧，相反倒是对韩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日本不仅仅给韩国支付了大量的战争赔偿，还低息甚至无息给韩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贷款，并且在韩国直接投资和利用韩国的劳动力建厂。姑且不论地区安全和拉近与美关系等军事战略方面的利益，单就邦交给韩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一项，其成就便不可小视。据统计，从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到1973年，日本向韩国政府提供了6.74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和4.16亿美元政府贷款。1971年，日本在韩的投资为4200万美元，占韩国总投资35.4%，1979年，上升为5.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58.8%，这些援助对于韩国完成五年发展计划以及促进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6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超过美国，成为对韩国援助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国内市场狭小、积累资金少的国家来说，外来投资就是发展经济的推进剂。如果没有日本的大力投资，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将受到极大的挫折。韩日关系正常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决定，因为两国在历史下结下了很深的仇恨和不信任感，要实现关系的正常化比别的国家来的更为艰难。事实上，双方对于发展和双方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视的。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自50年代日本的经济取得复兴以来，想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不断扩大资源供应和商品市场。而韩国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的原因，是日本进行经济扩张的最佳目标之一。所以，日本成立了”日韩经济协会“，并在持强硬派立场的李承晚政府下台之后，立刻派外相访问韩国。而韩国的经济增长也需要不断扩大资金和产品市场。并且双方都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同属一个阵营，美国人乐得居中调停。因此，日韩关系正常化，既是在美国压力下适应美国亚太战略的结果，也满足了日韩双方现实利益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日韩关系的改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实现的。韩日建交以后，按照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了大量的政府和民间协助，在投资总额上迅速超过了美国而跃居第一。据统计，自然1962年-1985年间，日本在韩国的投资为10.09亿美元，占韩国外来投资总额的47.5%，位居第一。尤其1972年-1976年间，日本对韩国的投资占同期投资总额的71%，在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中，日本也是独占鳌头，自1962-1982年间日本在韩国的直接投资达到6.749亿美元，占总额的47.1%，可见日本在韩国经济现代化腾飞阶段的重要作用。

当时两国的建交与其说是出自双方强烈的意愿，不如说是战后美、苏冷战体制的产物。韩日两国在签订了恢复邦交的条约之后，不仅在经济上往来频繁，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谋求加强关系。1967年，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次”韩日定期阁僚会议“，以解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出现的问题，1969年，日本政府公开宣布，韩国的安全对于日本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加强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韩日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1969年年底，朴正熙政府颁布奖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日本在韩国投资的比重迅速增加，并很快超过了美国，跃居韩国外资额的首位。这样，韩国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日元贷款。难怪金大中在评价韩、美、日关系时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制成韩国政权的，是美国武器与日本金钱”。

在韩国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美、日两国在韩国与外国的投资、贸易和技术关系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从1962年至1979年，韩国引进外资的总额为162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美日两国，最高年份达到97.3%，最低年份也有77.1%，日本是韩国获得的外国贷款的主要来源。从1965年韩国关系正常化到1973年，日本向韩国提供了6.74亿美元商业贷款和4.16亿美元政府贷款。1971年日本的投资额为4200万美元，占外国总投资的35.4%，1979年上升到5.9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58.8%，美国和日本也是韩国主要的贸易伙伴。1962年至1979年间，韩国对美、日两国的进出口额在其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每年都占到50%以上。1965年以前，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日关系正常化后，双方贸易发展很快。1966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一直保持到1979年。日本和美国也是韩国引进技术主要来源。从1962年至1979年，韩国总共引进了1317种外国技术，其中从日本引进的技术占总数的59.3%，从美国引进的占22.9%，发展与美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朴正熙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与发展经济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客观上也基本上达到了促进韩国经济现代化的目的。可以说，这是朴正熙政府经济外交的成功。与美国发展良好的同盟关系，与日本恢复邦交的政治活动，为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在美元和日元的帮助下，韩国加速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解决了后发展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3

1.4韩国同欧洲及第三世界的经济外交

韩国外向型经济循环体系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的建立和成功的运转与发展，除政府制度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出口兴邦”基本国策为核心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争取美国、日本的经济援助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安全为首要任务的外交工作思想，并卓有成效地展开了以开拓国际市场经济为主线的经济外交工作，朴正熙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开拓国际市场、确保外向经济运转安全为核心的经济外交工作，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争取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韩日邦交正常化的韩国拓展海外市场，加快对外经济交往的重大经济外交举措之一。除次之外，韩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外交措施。

由于历史上、地缘上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上的缘故，50年代以前，韩国同西欧各国基本上没有贸易往来。朝鲜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开始同西欧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但是贸易额很小。60年代逐渐发展。1961年韩国派出以商工部长为团长的对外经济合作代表团访问前西德，签订了《技术援助协定》；1965年签订了《韩德贸易协定》。1964年，韩国与英国签订了《韩英借款协定》和《汉城至香港航空业务协定》。1965年韩国在布鲁塞尔设驻比利时兼驻欧共体大使馆。1967年，韩国又同瑞典签订了《韩瑞贸易协定》。韩国真正大规模走向欧洲。开辟第三大出口市场，寻找第三个出口支点是在70年代以后。为了扩大对西欧的出口贸易，是美韩日三角紧急循环框架向美韩日欧四边循环的体系扩展。韩国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外交工作，包括协调贸易摩擦，据理力争市场份额等工作。1972年，韩国与英国签订了《韩英航空业务协定》，1976年签订了《韩英投资保护协定》，1977年签订了《韩英租税条约》。1975年，韩国与法国签订了《韩法投资保护协定》。1970年，比利时在汉城建立了大使馆，同年签订了《韩比免除签证协定》。1974年签订《韩比投资保护协定》，1975年签订了《韩比航空协定》，1977年签订《防止双重课税协定》，为了扩大欧洲市场，韩国政府还与民间政企业界联手展开经济外交攻势。1974年，韩国政府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民间经济机构联系组团访问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洽谈贸易发展，并分别与这些国家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委员会，以便定期或不定期协商贸易事务。还与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建立民间经济合作委员会，这样、韩国不仅与西欧建立经贸协调机构，而且还与北欧建立了大规模的经贸合作网络与事务磋商机构。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各石油生产国纷纷以石油为武器，对认为是亲以色列的国家采取了中断或者减少石油的供给措施，致使石油价格上涨，韩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韩国政府派出官员前往中东与有关的国家进行交涉。1973年，韩国政府发表了所谓的“中东事态的4点声明”，宣布采取亲阿拉伯的政策。这是韩国中东经济外交政策的发生重大的转变的开始，也是其灵活外交的体现。鉴于对中东资源外交的长期重要性，韩国外务部门成立了“对中东合作委员会”，并广泛开展对中东的合作事业。之后，韩国与中东国家，如沙特、伊朗、科威特等国家互访，而且签订了各种经济协定，建立了双边经济合作委员会和常设工作机构。韩国放弃亲以色列的立场，转而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采取亲阿拉伯产油国的政策，不仅保证了稳定的石油供给，而且也为越南战争结束后的韩国海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新市场。

韩国一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这不仅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地缘上与韩国相近，更是由于东南亚的原木、原油、锡、橡胶、椰子油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广阔的出口贸易市场为韩国经济不可或缺。1961年，韩国先后同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开始在东南亚国家设立贸易会馆、领事馆、以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性的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韩国从民间和政府两个方面加强了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外交。与泰国每年举行一次通商长官会谈。派出大型的民间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各国，与各国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委员会等常设协商机构与对话窗口。与东盟建立经济领导者论坛等等。这都加强了韩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为了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韩国政府也注意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外交关系。

可以看出，朴正熙政府时期的经济外交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经济外交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经济外交的重点化是依托美日、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包括无偿贷款、低息借款和无偿援助等。也获得了技术支持，美日是韩国的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支点，经济外交的第三大支点是走向欧洲，经济外交是灵活化的表现是挺进中东，开拓东南亚是经济外交的多元化的表现。总之，经济外交的开展是全方位、多领域的，韩国通过经济外交各加强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创造了“汉江奇迹”。